孙阳委员：加强疾控体系建设，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屏障
1月7日上午，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，15名委员进行大会发言。来自医药卫生界的市政协常委、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孙阳正在外地进行疫情防控的工作，他通过视频发言提出建议：加强疾控体系建设，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屏障。
孙阳介绍，北京在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存在“四多一少”的风险，即传染病源头多、传染病传播途径多、易感人群多、疾控体系建设长期以来欠债多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相对少。 如何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屏障需要细心规划。
孙阳建议，首先要全面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完善职能、提升能力，创新医防协同机制。 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职责，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应设立疾病预防控制的科室。同时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医疗机构要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考核，探索建立疾病预防控制监督员制度。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，孙阳提议要建立社区居民信息台账，将人员信息还原至楼栋（单元），整合租赁居住、基础疾病等信息，做到“人数查清”“人头查清”“位置查清”“管控情况查清”。
孙阳说，要全力构建环京地区联防联控机制，强化北京周边区域疫情协同防控。 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建立了“北方十一省”“西部八省”等联防联控机制，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烈性传染病区域信息沟通共享水平，及时组织跨区域应急演练，强化联合应对处置成效。北京市要会同内蒙古、河北等地制定专门工作方案，构建发热患者出省入京“防火墙” ，完善高风险区域附近交通枢纽、出入境口岸、公路县域出入口等场所的体温监测点设置，及时对有发热等异常症状人员进行登记排查，切实防范烈性传染病患者进京风险。
北京有很强的科研能力，科研机构数量多、科研人才密集。孙阳建议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，加快口服药物、快速诊断试剂、疫苗等技术的研发。 同时加大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应用，推动流调溯源、核酸检测、集中隔离管理等流程的信息化水平，使防控更精准、更高效。 随着奥密克戎等新冠变异毒株的出现，应该加大对新冠病毒变异性的监测和追踪，积极开展新毒株传播力和致病力研究，为做好相关防控工作争取主动。
时光里的留念：家在北京的日子
1955年1月，父亲因工作调动，全家由沈阳搬北京；1963年10月，全家离开北京搬济南，算来在北京生活了九个年头。回想在北京的日子，虽然时间久远了，但许多情景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：宽阔的天安门广场，车水马龙的长安街，沿街矗立着军事博物馆、民族饭店、民族文化宫、电报大楼、人民大会堂、历史博物馆等建筑。
1951年作者父亲于锦州炮兵训练基地留念
当时我家住沙沟军委炮兵大院，1958年7月父亲调济南军区，为减轻母亲的压力，将大弟一起带走。父亲调走，全家从军委炮兵大院搬到西单达智胡同16号。这里也是炮兵宿舍，是曾经在炮兵大院工作过人员的家属院。具体位置在西单北大街路口以西，复兴门内大街以北，民族文化宫后边，位置优越，交通方便。
1955年12月，作者父亲于北京万寿山留念
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传统四合院，坐东朝西，门头高大，黑漆大门，左右各有一抱鼓石。两进院落，外院南北狭长，内院方正。我家住内院两间南屋。北屋是陈政委家，四川人，黑黑瘦瘦，在家养病，深居简出，少言寡语。有时到他家玩，也许是憋久了，也会和你摆龙门阵，谈古论今。陈家有两儿两女，凤轩、小明、少朋、建民，都热情健谈。东屋是王师长家，湖南人，胖胖的，戴着金丝眼镜，常年不在北京，即使回到院里，也是一脸严肃，可能是带兵人的职业习惯吧。王家有两女一儿，小军、小娜、小兵。两个女孩像花儿一样娇滴滴的，不好与人交往。我家在外院还有两间北屋，有时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的舅舅会来住，外公外婆从江西老家来也住这。外院还住了一位女老师叫陶和英，好说话，老公在外地部队。由于是炮兵家属院，大家相处得和和气气，亲如家人。
1952年，作者父母、奶奶在沈阳合影留念
1956年8月，作者父母和子女于北京沙沟军委炮兵宿舍留念
院里种有两棵大枣树，直径三四十公分，枝繁叶茂。春天枣花盛开，秋季果实累累，大枣挂满枝头。到了收获的日子，全院大人孩子齐上阵。大人或拿着竹竿打枣，或爬上树采摘，成熟的大枣撒落满地，孩子们欢快地在树下拣拾，往盆里装，整个院子像过节一样热闹。最后，丰收的果实按户平分。大家吃着甜脆的大枣，享受着劳动的成果，非常开心。那时的幸福和快乐就这么简单。
1959年，作者父亲于北京留念
1956年5月，母亲从东北炮兵转业到北京市委讲师团。家搬西单达智胡同后，为了照顾子女，母亲要求调到离家近的北京市三十六中学当政治教员。三十六中学向东不远就是西单北大街。学校坐北朝南，高台阶，门前四根大红柱子支起飞檐斗拱，俨然明清的王公府邸。校园四进院落，教室由回廊连接，整个校园布局典雅，具有园林风格。校园最里头，是临时加盖的教师食堂。我那时常到食堂买饭、买菜，有时就在食堂吃饭。1949年3月母亲从江西南昌师范学校毕业，1950年1月考入专门为新中国培养干部的南昌八一革命大学政治学院。1950年5月积极报名参军，在部队任文化干事、青年干事。转业北京后，在北京市委党校参加过系统培训，因此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。母亲到三十六中学任教，被分配到一个后进班当班主任。
1959年北京36中学教师合影留念（后排右一为作者母亲）
1961年7月毕业合影留念（前排右五为作者母亲）
母亲是个要强的人，既然当班主任，就一定把这个班带好。她既抓教学，又抓管理；既树立学习标兵，又帮落后学生。经常抽出时间到后进学生家庭家访，还让一个学生放学后到家里做作业，做不完不让走。母亲经常早出晚归，回家后还要备课，批改作业，辛苦至极。就这样，在母亲的不懈努力下，落后班终于进入先进行列，母亲受到学校嘉奖，也赢得学生们的爱戴和尊重，学生亲切地尊称她“刘先生”，有的学生还认她为“干妈”。其中有个“干儿子”叫乔炳寅，我家搬济南后，他从广州军区空军部队转业到济南市医疗器械公司，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母亲。
我七岁那年上小学。当时家附近的学校有二龙路小学、红庙小学，由于不在学区，进不去，只能上官房小学。官房小学位于民族饭店西边，太平桥街附近。校园不大，坐北朝南，就像一个大四合院，在旧时可能就是一个大户人家。由于教室少，学生多，学校实行二部制，同一个教室，上午一个班上课，下午再换另一个班上课，以缓解教室不足的压力。建国初期，北京市入学适龄儿童突增，但教育资源不足，二部制是当时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入学儿童压力减少，北京市裁撤了部分学校，官房小学被撤销，改为社区文化站。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，叫白茹月，三十岁左右，高挑个，身材匀称，人如其名，皮肤白皙，温声细语，不紧不慢，典型的民国大家闺秀。班长何焕金，女生，比同学们大两岁，憨厚懂事，大姐的样子。印象深的同学有陶珊、吕宏、于盈、张小照、王国保、满开武、双存生、陈华等。陶珊随和大度，品学兼优，曾出演过黑白影片《苦菜花》中的小女儿。改革开放后，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定居了。吕宏性格温和，写字全班最好，长得像老电影《小兵张嘎》中渔户的女儿小英，笑起来甜甜的。于盈开朗大方，人缘好，母亲也是三十六中学的老师，在班里时间不长，后来因搬家转学了。张小照、王国保，人聪明，学习好。双存生，满族，为人仗义，好打抱不平，右手小指多出一指，大家管他叫“六指”。满开武，满族，家也住达智胡同，哥哥叫满开文，兄弟俩性格截然不同。198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济南市政府办公厅，时任北京缝纫机厂保卫科长的满开武到济南出差找到我。二十多年未见，问他是如何打听到我的，他说有办法，是通过济南市公安局户政处查找到的，真是有情有义。据他讲，当时济南市和我同名同姓人的只有四个。
1962年五一劳动节，白茹月老师组织同学们到北京动物园游玩。北京动物园的历史悠久，建园可追溯到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当时称为万牲园，是清政府的农事试验场。民国时期，农事试验场几易其名，后改为北平市园艺试验场。解放初期，北京市政府将这里定名为西郊公园。随着公园的改造扩建，以及动物种类的增加，1955年4月，西郊公园正式命名为北京动物园，成为北京市区一处大型观光游乐场所，当时也是国内最大的动物园。老师带领同学们游览了狮虎山、猴山、熊猫馆、长颈鹿馆，我们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动物，别提多开心了。大家像放飞的鸟儿一样，在草地上做游戏，围着假山捉迷藏，尽情感受着快乐时光。吃午饭的时间到了，大家纷纷拿出从家带来的食物吃起来，只有我干瞪眼，忘带了。同学们见状慷慨解囊，有的给我块窝头，有的给我掰块饼，有的给块咸菜疙瘩，我吃上百家饭了。那是困难时期啊，同学们的家庭可都不富裕。
1962年5月官房小学师生合影留念（白茹月老师1排左2，王囯保1排左1，何煥金1排右4，陶姗1排右3，吕宏1排右2，
满开武后排右1，张小照后排右3，孙阳后排左2）
记得二年级的六一儿童节，学校在西单剧场举行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，我光荣入队了。西单剧场是从西单大街十字路口沿复兴门内大街向西，至民族文化宫之间的一处有着近八十年历史的老剧场，这个剧场其前身是曾经名震京城的瑞园茶社、大光明影院。解放后经过公私合营改制为西单剧场，曾上演过京剧、评剧、曲艺、杂技、电影等各种大众艺术，红火一时。1994年，因西单地区整体规划调整，西单剧场被拆除，可惜了！在这么豪华的剧场举行入队仪式，可见学校对新队员入队的重视。整个仪式现场气氛庄严神圣。校长宣读新队员名单，我们班有六名同学上台，辅导员给大家佩戴红领巾，新队员代表发言表决心。大家的心情非常激动：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，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后备军，加入少先队多么光荣啊！我们举起右手向队旗宣誓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，时刻准备着！最后全场齐唱《少年先锋队队歌》。入队仪式完毕，走出西单剧场，摸着胸前的红领巾，望着湛蓝的天空，我感到无比的光荣，无比的自豪，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。
二年级时，班上来了一位教算数的男老师刘景增，瘦高个，戴眼镜，文静静的，不到二十岁，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，和气可亲，就像我们的大哥一样。我参军后，一直与刘景增老师保持着联系。以后刘老师从官房小学调到红庙小学，负责校办工厂，生产教学仪器器材，直到退休。2002年我因公出差到北京，专门抽空去看望刘老师。2010年到京开会，又请刘老师夫妇吃饭。逢年过节，都要打电话问候。师生情谊是永久的，也以此保留了儿时美好的记忆。
父亲是1938年3月赴延安参加革命的，因战争环境恶劣，生活艰苦，得了严重的胃溃疡，久治不愈，于1961年在北京301医院进行胃大部切除手术。术后组织上照顾他，让他到杭州空军疗养院养病。1963年夏，母亲学校放暑假，带我到杭州看望父亲。母亲在北京，又上班又带孩子，十分辛苦，父亲有意让母亲到杭州放松身心。杭州空军疗养院坐落在美丽的西湖湖畔，绿树掩映，花木扶疏，园林式建筑，环境优雅。在这里疗养的有来自各大军区的部队老干部，他们和父亲一样，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，因残酷的环境导致身体病残。和长辈们在一起，听他们谈天说地、谈古论今，是一种享受。谁能想到他们当年曾叱咤风云、驰骋疆场，眼前见到的只是一个个和蔼亲切、安然平易的面容。我在北方出生长大，第一次到江南，身处西湖美景之中，真有一种人间天堂的感觉。在杭州的那些天，和父母一起西湖泛舟，游览花港观鱼、柳浪闻莺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，漫步苏堤春晓；观岳王庙，祭抗金名将，念一代忠烈；登雷峰塔，揽西湖胜境，瞰杭城美景；游灵隐寺，看一线天，抚济公石；攀六合塔，看钱江潮，望大桥飞架。这样近距离的观赏杭州，品味西湖，一生只此一次。当时写了一篇《杭州游记》，受到爸爸的称赞。暑假结束，开学时将短文交给老师，白老师看了在班里朗读，让同学们一起感受杭州的美丽景色。
1963年，作者母亲于杭州西湖留念
1963年8月，作者与母亲于杭州岳王庙留念
在北京的日子实际是非常艰苦的。母亲把主要心思放在教学上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我们小小年纪就知道替母亲分忧，不让她操心。在学校好好学习，按时完成作业；回家不贪玩，洗衣做饭，能干的事情都是自己干。姐姐早早学会了炒菜、蒸馒头、熬稀饭，给全家做饭。小弟还小，正上幼儿园。官房小学是二部制，只要不上课，我就会去幼儿园接送小弟。幼儿园离家远，要穿过复兴门内大街到马路对面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有天傍晚去接小弟回家，他掏出一个舍不得吃的包子，塞给我吃。我接过包子，还是温温的，咬了一小口，一股膻味直冲鼻子，是羊肉的。在困难时期，幼儿园给孩子们包羊肉包子，多大的福利啊，可我真享受不了。在北京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物资匮乏，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凭本凭票。我们不得不缩衣节食，精打细算过日子。长身体的时候，没有肉吃，没有油水，经常感到肚子饿。为了吃鸡蛋，家里养了几只鸡，我靠院墙用砖头垒了个鸡窝，用木条扎成栅栏，晚上把鸡关在窝里（怕有黄鼠狼），白天放出来活动。放学后我就到西单菜市场捡菜叶，回来剁碎喂鸡。由于喂养精心，隔三岔五都能拾到鸡蛋，很有成就感。1963年10月搬家济南，家搬人走，鸡可不能带，母亲决定杀掉，也改善全家的生活。我舍不得，心里难过。从那以后，有很久我都不沾鸡肉。
小鬼当家，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1961年的冬季，家里生了煤炉取暖。一天晚上我们三人吃完晚饭做作业，等待母亲下班，突然感到头晕，一会儿都倒在了床上。母亲回来吓坏了，忙喊邻居帮忙。有经验的邻居说我们是煤气中毒，赶紧开门开窗通风，给我们灌白醋，幸亏抢救及时无大碍。还有一次，我发烧没去上学，在家躺了一天。母亲下班回来见状，非常着急，背上我就往北京儿童医院跑，挂号、拿药、打针，直到退烧，母亲才放心。
1963年9月，作者于北京留念
回想二十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生活，哪能与现在相比。那时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大量的图书，收听电台广播成了孩子们的最大乐趣。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著名的少儿节目—“小喇叭”，节目于1956年9月开播，伴随了三代人的成长，在当时甚至是国内唯一的、覆盖面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少儿节目。“小喇叭”节目荟萃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少儿节目播音员，如儿童教育家孙敬修、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康瑛、孙敬修的学生曹灿等。“小喇叭”的内容有儿童歌曲、童谣、儿童广播剧、生活小知识、听众信箱、讲故事等少儿节目。每天早中晚三次播出，每次20分钟。我家有一个木制台式收音机，人称戏匣子，到点我会提前打开收音机，调好台，等待节目播出。那时北京可不是家家有收音机，家里没有收音机的孩子会跑到别人家听少儿广播。“嗒嘀嗒、嗒嘀嗒、嗒嘀嗒—哒—嘀，小朋友，小喇叭开始广播啦！”开始曲响起，那么亲切悦耳。栏目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听孙敬修讲故事，孙敬修人称“故事爷爷”。他用生动形象、声情并茂、自然亲切、风趣诙谐的语音语调，讲述了许许多多故事，塑造了孙悟空、神笔马良、匹诺曹、孔融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孩子们从孙敬修老师的节目中，听到了无数中外民间故事和歌谣，从中得到乐趣，受到启发，明白了人世间的道理。“小喇叭”节目中“小叮当信箱”是康瑛老师主持的，主要回答小朋友来信提出的问题。节目开始曲是：“我是小叮当，工作特别忙，小朋友来信我全管，我给小喇叭开信箱。”康瑛老师还为小朋友播讲了数不清的童话故事，塑造了无数童话形象，被孩子们称为“故事阿姨”。我曾经给中央广播电台“小喇叭”栏目写过信，提出重播儿童剧《木偶奇遇记》,不料还真收到回信，安排了重播。现在的孩子们很难体会到，听少儿广播对那代人是多么重要，正是这个节目，打开了他们认识外面世界的窗户。
1957年，作者家人合影留念
那时在北京的亲人还有奶奶、二伯一家、二姑一家和六叔，大伯一家则远在西安咸阳。当时二伯在北京铁路局通讯段工作，二妈在街道服务站上班，有四个子女。二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。六叔是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的学生。奶奶年轻时守寡，为了养活孩子和维持家庭生计，四处奔波，辛苦一生。1951年，二伯将奶奶、二姑、六叔从福州老家接到北京，悉心照顾奶奶的晚年生活，同时支持二姑、六叔完成学业。当年母亲带我们在北京生活，二伯家是很关照的。逢年过节，母亲都要带我们到西长安街南所胡同的二伯家去看望奶奶，那是大家庭的核心啊。我们到二伯家，先向奶奶问好，之后就和二伯家的孩子们玩到一起，不亦乐乎。有时母亲为了带学生外出搞活动，就把我们放在二伯家，吃住在那。二伯家本来孩子多，我们去了更热闹，这可苦了二妈，要给这么多孩子做饭，那时吃粮可是有定量的。学校活动结束后，母亲再把我们接走。六叔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时，每逢节假日，都来二伯家看奶奶，奶奶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一到春节，六叔都要带着各家的孩子到琉璃厂逛庙会。琉璃厂庙会也称厂甸庙会，在北京历时四百余年。最初源于民间社祭活动，以后逐渐演化为文化与商业并举的大型春节民俗活动。庙会上有书画古玩、金石玉器、特色小吃、儿童玩具、传统手工艺和老北京风俗展现等，庙会上人山人海，洋溢着浓郁的节日喜庆气氛。六叔给我们每人买一串糖葫芦、一个彩色小风车，我们在人流中穿梭，可开心了。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，六叔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国庆晚会，全家人都为他感到自豪。记得1961年奶奶60岁生日，几家人齐聚北京工人体育馆附近的二姑家，给奶奶祝寿。各家的孩子挨个给奶奶磕头，大家轮流给奶奶敬酒，人多好热闹，奶奶喝多了。是啊，全国解放，新中国成立，生活安定，家人团聚，奶奶心里高兴啊！
1960年11月，作者母亲与子女合影留念
回想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不能不想到西单大街的十字路口，五六十年代这里曾是北京城里最繁华的路口之一。我家住的达智胡同就在十字路口的西北方向。十字路口的东边是西长安街，通向电报大楼、首都电影院、天安门、东单方向；路口西边是复兴门内大街，通往西单剧场、民族文化宫、民族饭店、军事博物馆方向；路口北边是西单北大街，通向西单菜市场、西单商场、新华书店、西四方向；路口南边是宣武门内大街，通往西绒线胡同、宣武门方向。由于这个路口车多人多，在四个路口拐弯的便道上，都竖着几根长方型石柱，石柱之间用铁链连结，对行人起到防护作用。夏天路灯亮起后，有的人提着小板凳来乘凉，住在附近的小孩跑来玩耍，坐在铁链上翘着脚丫荡秋千。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个高大的圆柱型交通岗亭，交警坐在岗亭里根据路口的车辆状况，适时控制信号灯，指挥交通。交通岗亭西侧的便道上，每天傍晚会有一个邮局员工支着自行车卖《北京晚报》，有许多人在这里排队买报纸，了解国内外大事。我每周六会跑去买一份晚报，因为上面有下周广播电台的节目预报，看了就知道，什么时间有少年儿童节目，什么时间有喜欢听的长篇小说。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片东西宽约20米、南北长约100米的大空场，空场的东边是37路、38路公交车的总站停车场。37路、38路公交车是通往石景山方向的郊区车，每天早晨上班时段非常拥挤，许多人要赶往首钢、北京重型电机厂等单位上班。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匮乏，汽油供给严重不足，37路、38路汽车顶部都安装一圈一尺多高的金属护栏，用于固定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灰色煤气袋。从西单总站开出的汽车顶部煤气袋都是鼓鼓的，返回车辆的煤气袋则是瘪瘪的。公交车顶着煤气袋，是那个时代缺少汽油的真实写照。西单大空场到了晚上就成为夜市，有许多特色小吃和日用小商品摆摊出售。母亲在不忙的时候，会带我们来逛夜市，品尝小吃。每年春节，西单菜市场会在大空场搭建临时大棚，出售鸡鸭鱼肉等年货商品，许多人远道赶来排队购买，这里成了热闹的年货市场。西单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个很大的标语牌，标语牌西侧是燎原日用百货商店，十字路口东南侧有一家水果店，这两家商店都是日夜营业，加上西单菜市场的夜间服务部，这个十字路口周边就有三家日夜营业商店。那个年代，在北京城区能够深夜买到日用百货、水果糕点、油盐酱醋等商品的，仅有西单一地，别无二处。这就是既繁华热闹，又令人回味的西单十字路口。
1959年，作者父母于北京留念
1963年10月，为了与在济南的父亲团聚，母亲辞去北京市三十六中的工作，带姐姐、我、小弟从北京西单达智胡同，搬家到济南市历下区天地坛街。离开北京那天，舅舅送我们到北京火车站。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，舅舅动情地说：“快看天安门，就要离开北京了。”我马上将目光转向高大的天安门，望着一路人车川流的长安街，心里默念着：再见了北京！
孙阳
2022年9月10日中秋节
